《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热点专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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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和平崛起（发展）
“崛起”一词是中性的，本身不含价值判断。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具有一定潜质的国家相对力量的迅速增长。与这种力量增长相应的是，国家间关系出现适应性变化。
中国和平崛起之路的基本特征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之路；是一条依靠自身力量、挖掘自身内涵、注重全面协调之路；是一条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社会自我完善之路；是一条在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振兴中华之路。概括地讲中国崛起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条建设道路，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有三条：
（1）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
（2）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
（3）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
中国的和平崛起的重大意义在于，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它将使世界格局更为平衡，国际社会更为安全；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更为丰富多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鉴；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带来新的范例和素材，证明人类可以以理智和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

2．发展中俄关系
第一，加强相互支持，深化政治互信。双方在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等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不断加深两国业已建立的政治互信。这是中俄关系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二，扩大互利合作，实现互惠双赢。在开展合作时，既要考虑本国的利益，又要照顾对方的利益，努力创造更好的合作环境。
第三，拓展友好交往，加深传统友谊。两国政府要为保护对方人员的合法权益、鼓励双方人员往来提供更好的条件，并加强引导和管理。
第四，密切沟通协作，促进和平发展。中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双方在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建立国际新秩序、推进世界多极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有共同利益，立场相同或相近。双方应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作，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发展中俄关系的核心思想是：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长期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良好的中俄关系有利于维护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完全符合世界局势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和需要。

3．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内涵
（1）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2）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努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3）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多极化是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国必将成为未来世界格局多极化中的一极。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4）南北差距日渐扩大，南北矛盾日益加深，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5）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努力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6）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建立新型的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
（7）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
（8）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9）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政策；
（10）提出我国对外工作的四十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朋友要交、心中有数、抓住时机、有所作为。”

4.中国倡导的国际秩序
进入新世纪后，国际上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征不断凸显，世界多极化进程步履艰难，目前已经进入了国际格局转型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说进入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关键时期。在此情势下，中国提出了我们认为应当树立的国际秩序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
（1）在民主观上，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即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各国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通过协商解决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
（2）在发展观上，中国主张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趋利避害，推进世界经济朝着均衡、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国主张各国开展互利合作，缩小南北差距，妥善解决贫富悬殊等问题，努力促进全球的共同发展。
（3）在具体努力方向上，中国主张应该高度重视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加强危机预防和应对能力。应该充分尊重和体现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健全开放、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
（4）在国际法理论上，中国主张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充分发挥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
（5）在安全观上，中国主张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以互信求安全，以对话促合作。当前国际社会应共同反对恐怖主义，为促进共同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6）在文明观上，中国主张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世界上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该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5．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发挥的作用
联合国主张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危机，以多边形式解决全球问题和地区问题。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因其权威性、普遍性和积累的独特经验，理应发挥不可替代的协调作用。世界各国必须共同努力，建立一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应对新挑战与新威胁的普遍体系，以保障国际稳定、安全和可预见的发展，这一体系应符合每个国家的切身利益，确保社会经济的持久发展与稳定，世界各国应共同遵守《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成立50多年来，虽然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但联合国在战后国际事务中还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1）缓解国际冲突，防止紧张局势恶化；
（2）在促进世界经济繁荣，推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3）积极推进非殖民化运动，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和独立；
（4）推动世界裁军运动的发展；
（5）在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方面，如环境污染问题、人口问题、生态问题、资源利用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6．恐怖主义
有预谋、有政治目的、伤害平民以及非国家行为或者地下组织这四个要素将成为国际社会今后就恐怖主义定义问题进行磋商的重要基础，这是因为，这些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恐怖主义的本质。
恐怖主义是危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大公害，中国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积极参与国际反恐。中国已参加了绝大多数国际反恐公约，并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缔结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中国主张，联合国和安理会应在国际反恐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恐怖主义属于极少数极端邪恶势力，绝不代表任何民族或宗教，所以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混为一谈。中国主张各种反恐的努力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他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目标和原则。这些努力必须致力于地区以及世界范围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对恐怖主义的行动范围不能随意被扩大。恐怖主义不能随意加之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任何国家和地区也不能施用所谓的双重标准。我们不仅要对表面的恐怖主义做斗争，而且还要根除其背后的最终原因——贫穷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美国反对恐怖主义的真实战略目的在于对新世纪世界政治秩序重新洗牌，把世界纳入美国主导的政治秩序之中，实质上仍然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表现，中国对此持反对态度。

7．朝核问题
中国是朝鲜半岛的友好邻邦。对朝鲜半岛核问题深表关切。中国一直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以此作为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出发点。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反对朝鲜半岛任何一方发展或拥有核武器。与此同时，中国也充分理解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于自身安全的担忧。
朝鲜的核问题必须通过对话来解决，这是中国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这也是有关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正在并将始终如一地为推动各方对话及对话本身进程做积极的努力。
中国认为，解决朝鲜复杂的核问题需要时间。但是相关各方的善意、诚挚和持久的努力是最为重要的。希望相关各方保持克制与冷静，并预防局势未来向紧张化的方向发展。中国愿意为确保朝鲜核问题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继续努力。

8．传统安全威胁因素
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按照威胁程度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军备竞赛、军事威慑和战争三类。战争又有世界大战、全面战争与局部战争，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常规战争与核战争等等。
传统安全威胁由来已久。自从有了国家，也就有了国家间的军事威胁。但人们把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是在国家安全概念和新安全观提出以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们便把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称为传统安全观，把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把军事以外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

9．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
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洗钱等。
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跨国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从产生到解决都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不仅是对某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而且可能对别国的国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二是不确定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一定来自某个主权国家，往往由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三是转化性。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非传统安全问题矛盾激化，有可能转化为依靠传统安全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甚至演化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四是动态性。非传统安全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例如，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某些流行性疾病可能不再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威胁；而随着恐怖主义的不断升级，反恐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主权性。国家是非传统安全的主体，主权国家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拥有自主决定权。六是协作性。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国际合作，旨在将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

10．国际关系民主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要由各国合作应对。这样做，有利于体现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平衡发展。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项原则，应该成为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关系准则。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国家都没有干预他国内部事务、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特权。

11．世界多样性
主要指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各种文明和各种发展道路应和谐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各国的发展必然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轨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交流、友好合作。

12．南北关系中的发展援助问题
发展援助问题是南北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发达国家曾做出承诺，把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其中0.15%用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但现实是，几十年来，援助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不断减少，特别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援助的比例只占到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0.24%，与他们的承诺相差甚远。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援助上的分歧，不仅表现在数额上，更表现为援助条件上，美国宣称：“只援助那些对自己有用的国家”。发达国家多数把援助与“人权”“民主”“多党制”相挂钩，认为受援国“应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而且“需朝着建立民主的方面前进”，这些干涉别国主权的苛刻援助条件自然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和国际舆论谴责。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却越来越“边缘化”，成为世人遗忘的角落，导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必然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例如，恐怖主义产生的最根本根源就是贫穷）。因此，在21世纪，第三世界要消除贫困的关键条件之一，不在于发达国家的承诺，而在于发达国家采取的公正无私的行动。

13．南北关系中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
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本国的发展战略，纷纷打开国门，大力开拓国际市场。表现在世界贸易额中，发展中国家占的比例已经上升至25%，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总体上向自由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却日益抬头。发达国家实行的贸易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有选择性的贸易自由化，即机器设备的贸易自由化超过工业消费品、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而农产品和消费工业品的出口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外贸的主要出口产品。例如，纺织品、皮革制品等。发达国家往往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把这些产品作为“敏感性产品”排除在关税减免的范围之外，并实行一些非关税限制的措施，如许可证制、繁杂的技术、卫生检疫标准，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限制在国门之外。发达国家的这种非关税壁垒现在是、将来也是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的主要障碍。

14．南北关系中的技术转让问题
现今，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使全球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科学技术对传统产业的高度渗透和改造；以知识为基础的新产业异军崛起，例如生物工程、遗传学工程。但是，科技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新发明和新产品的开发几乎完全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科技的投资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投资尚不足0.5%。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人才的反向流动问题，即人才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根据统计，美国的1200多万科技人员中，有72%的人出生在发展中国家。
国际社会一再呼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发达国家则认为信息技术是一个由利润驱动的商业部门，因而坚决反对，拒绝无偿转让，技术转让问题将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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